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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像变迁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系的形成和变化

发布时间:2019-07-03 20:5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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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动荡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问题很多。对此,学术界通过不断搜集资料,

  加以整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来,更有人从思想建设的角度,对近代社会历程

  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反思。本文亦拟就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 “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

  近代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并不是传统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西方文明的冲激下

  ,围绕着救亡主题展开的。这一点通过上述对变迁轨迹的考察可以得到确认。因此,我们认

  为,其变迁的原因即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开始的社会转型。

  这种转型的驱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列强沦中国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并

  进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中去;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主动救亡图强,追求国

  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努力。这后一种力量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选择主体,对其变迁发挥着

  直接的作用。总体说来,近代中国人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是基于救亡这一民族立场的。但社会

  转型所导致的主体分化,使他们必然又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待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遗

  产。这样就造成了近代社会思潮变化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激烈的斗争性。具体而言,三方面

  近代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破坏,社会经济结构缓慢地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决定

  考察整个近代中国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一方面,以儒家观念为代表的本土文

  化遗产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同时,它也始终

  没有失去自己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在近代中国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因此,在新思想的

  冲击下,它还常常能以各种形式卷浪回潮。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中,传统

  观念毕竟受到了此起彼伏、程度不同的冲击和批判。民族资产阶级不管其各组成部分在各不

  同时段的政治主张有多大的歧异,对儒学的经济价值观的批判却是始终如一地积极的。这当

  然也是资产阶级为其自身利益,及其理想发展的实践要求。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辛亥

  革命,对传统经济观的批判有一种历史的继承和被继承关系,后者总是从量上改变前者作为

  这一历史时期,儒学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要维护体现地主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同时也是地主阶级和传统社会势力抗击西学的精神支持力量。随着旧的自然经济的解体,

  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来源,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这一解体过程作为

  外在因素的客观存在物。当然列强并不想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那样只会为自己增加

  一个竞争对手。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畸形的,受压制的。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着

  对传统势力和外国列强的两线作战,同时还要防范逐渐觉醒的无产阶级,难以集中力量。这

  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同时又十分软弱,具有妥协性。作为这种经济力量和政

  治力量反映的观念形态,其意识形态的选择和重构是两难的。所以虽能起到启蒙的作用,但

  它最终不能代替历史的选择。而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其生产关系中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亦产

  生、成长了起来,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终于在十月革命隆隆炮声

  的震撼下,于救亡一途屡遭败北的中国知识分子左翼迅速接受马列主义这一新的思想武器,

  使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的状态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在中国的努力下,马列主义同中国

  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适应并改变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终于成为新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西学为近代意识形态的建构者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广阔的视野。西学的传播,使中国人可

  以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作为传统意识形态主体的儒学进行整理、分析和

  作为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学 “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因此它

  的阶级属性是明显的,它要论证的主要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永恒性。本质上

  ,西学和中学的冲突,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专制主义

  意识形态的对立。洋务派并不想变革传统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主张只能为维新派的变革提供

  量变准备。维新派曾一度依据社会契约学说、进化论及自由人权观,对儒学进行了批判和否

  定,然而这种批判和否定是带有疑虑的。它仍然从儒学传统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求

  “托古改制”。它屈从于传统权威,不愿废黜皇帝, “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

  样的思想和愿望,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

  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 激进如谭嗣同也 “甚愿孔教之有路德,” 而不知恰恰是传统的

  重荷,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终于先扼维新于摇篮,后改立宪为闹剧(当然变法失败

  中或有某种偶然因素,但其后的立宪闹剧就证明了那种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一种变相表现形

  式)。几千年的大权独揽和儒学教义毒化了中国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把 “自己一

  维新派的理论建构潜伏着自相矛盾的窘迫,它与其实践要求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一方

  面声称 “有用” 之西学使得 “民智滋开”, “无用” 之中学,只能 “锢智慧, 坏心

  术, 滋游手”, 但又强调 “民性可静而不可动也” 这正如列宁论述的, “一般说来,改

  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那是用保存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终于把民权(民主)主义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面提了出来。然而革命

  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推翻清王朝看作是实现民权主义的终极目标,以反皇权代替反封建,

  民主主义为集中反满的大汉族主义情绪所淹没。因为他们不会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

  所以也就认识不到革宗法专制社会之命必须 “掘地底的陈土”(鲁迅语)。国民革命所必

  须的大的农村变动始终没有发动起来。难怪辛亥光复以后,尊孔复古的逆流又一时喧嚣尘

  正传 等一系列小说反映了这个事实。正如高一涵当时在 非君师主义 中所说 “辛亥

  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然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

  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人在探索救亡的道路上蹒跚跋涉,至此顺理成章地

  迈入了 “五四” 时期。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

  发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这

  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则是大量涌入的西方学说。但西方这时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

  义时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批判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学说纷纷涌现,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欧

  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 “五四” 风云人物也分化为具有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和激进倾向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在知识界取得了显赫地位并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

  响,而社会主义者则投身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最终在实质上统一了中国大陆,结束了辛亥

  以来的军阀纷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把它作为取自西方的真经: “放之四海而

  近代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得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观念更新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

  观念更新与观念复归时常交替出现。民族危亡的现实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当我

  们迫不急待地学习西方工业化的文明成果时,又发现我们这里还奉为楷模的东西,人家已发

  现其弊端而亟欲扬弃和改进。这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些人更激进地希望跟上甚至

  超越西方的最新步伐,同时这也激发了另一些人欲以东方传统文化救治西方弊病的热情,甚

  至诱发出狂妄自大的夜郎心态。还有一些并非顽固守旧之士,由于耽心新观念对传统文化的

  否定,超过文化承受者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引发民族自卑心理,也加入了对新观念的

  诘难者的行列。不少人早年激进 “西化” ,晚年保守传统,如康有为、严复。也有人少时

  对学习西方持否定态度,及壮则力主 “西化” ,如陈独秀说: “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

  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 到 “五四” 则竖起

  “西化” 旗帜,认为 “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 这种复杂的情况,使我们很难

  把文化上的新、旧与政治上对民族的忠、奸完全等同起来。爱国者未必先进,比如义和团;

  保守者也不比激进派更爱国。至于民族整体的社会心理,则一直没有摆脱潜意识中的恐惧感

  和戒备心理: 社会意识形态不变,会亡国灭种; 变吧,又耽心 “西化” ,成为西方的附庸

  ----“假洋鬼子” 。于是常常不是 “东倒” 就是 “西歪” 。如果发现新学泛滥,西方

  文化谈多了,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挑战和威胁,便会有人出头大讲弘扬国粹;反之,当发现

  传统文化讲多了,传统包袱过于负重,又会有一批人站起来呼吁引进西方文化。这在近代社

  会思潮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主角轮流唱的历史悲剧。尽管在这种循环中,来自西方的民主、

  科学等近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渐次深入中国社会,但它一直被中国传统旧意识所纠缠甚至扭

  曲。直到今天,我国意识形态的整体已是全新的、先进的,但民主、科学这些问题仍未完全

  还要看到,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 “近火”, “批判的武器” 这一 “远水” 始终不如

  “武器的批判” 来得便捷有效;所以在我们民族求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军事的行动和政

  治的行动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虽然近代社会思潮迭起、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变迁之中,但这些

  大多属于现实社会行动的舆论准备,服务并服从于占主要地位的军事和政治行动。我们也思

  考过新文化的建设,但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我们虽然出现过新文化建设的巨匠,但却寥若晨

  星。持久与反复的政治行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统摄了更是在事实上替代了文化建设,具

  有丰富包容性的文化多元结构,为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的一元结构所排斥,从而使

  国民中的许多人士认为文化等于意识形态、政治等于文化,而文化人士也习惯于把文化当成

  政治来搞,以至于当我们现在真正开始迈进现代化的时候,在作为表现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关

  “五四” 名为新文化运动,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需求,由于救亡

  ,在相当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价值和集团模式成份

  ,党同伐异,强烈申张自己的社会中心价值观,使个人和社会的文化整合为意识形态整合所

  代替。文化建设这样过早地意识形态化,就使得社会主流无法面对并采用丰富的思想文化资

  源了。“五四” 标举 “科学、民主”,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以及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

  思潮,主张人权、平等,这些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是须知

  ,作为近代意识形态变迁自身逻辑上的一个必然环节,救亡的迫切要求使它只能与现实政治

  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先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体,再为这个政

  体寻找合法性基础而重建意识形态的运动。陈独秀在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一文中说得很

  明白: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重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论理、文

  学等等旧思想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的招牌也是

  挂不住的”。 “五四” 以后,随着日本亡华图谋的渐次展开,民族危亡日益加剧,思想界

  更要依附于政治力量以发挥实际功效。在中国,启蒙始终是为了救亡,它就不能不讲功利,

  但是五四前辈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作为运动 “总司令” 的陈独秀曾

  说: “文学自有其独特之价值也,而文学家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

  ……史学亦自有其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 春秋 ,着眼‘大义名分

  ’ ……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王之道,甘以音

  乐为政治学之附属品也。” 说明他们憧憬思想独立、不欲依附政治。然而批判了古人把学

  术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之后,他们自己却又高度意识形态化。独来独往如鲁迅,也甘作

  所谓 “遵命文学” 。 其中都有救亡的隐衷。 “五四” 以后,马列主义者对知识界中

  “教育救国”、 “实业救国”、 “科学救国” 等思潮也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就是这种意

  总括上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近代意识形态变迁的内部根据,西学的冲击是其外部条件

  ,救亡的压力则是认识主体积极选择、重构新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动力。这三个因素交织在一

  起,无法分割。上面我们给予分别阐述,只是为了论证的方便。其中单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在近代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从来没有放弃对西学的抵抗。同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中国,尽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属性的西方文化却一直呈西风劲

  吹之势,无产阶级属性的马列主义后来居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

  性。那种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与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直接对应而

  当代是近代的历史延伸,当代的人们始终对昨天的事充满兴趣,因为一些当代问题可从中找

  到历史源流。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上流行一种怀旧情绪,学术界也兴起一股文化保守主义,

  有人认为这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重新选择 。当代中国文化植根于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渊

  源于五千年文明史,弘扬传统对于匡正今天浮躁的精神氛围是必要的。但有人借此 “反思

  ” 中国近代思想史,认为弊在所谓 “激进主义” ,甚至假设 “戊戌维新” 不那么 “激

  进”,改良或许在慈禧太后手上完成。他们故意忽视了维新失败后清王朝 “预备立宪” 的

  “改革” 闹剧,也没有看到,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他早年也曾上书李鸿章,

  企求改良。革命正是欲改良而不得之后的选择。最终有人把激进的高潮指陈为 “五四”,

  认为它造成了中国文化的 “断层”。对此,我们不想简单地说一句 “历史不能假设”,而

  欲细加剖析。从上面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意识形态变迁轨迹的考察和原因的探寻中,可以得

  出结论: “五四”是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变迁自身逻辑展开的一个环节,它作为近代思潮

  发展的逻辑结论和现代中国的历史起点,是应然和必然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高度意

  识形态的,以 “三纲” 、 “五常” 的伦理观念统摄一切的官方哲学----儒学几千年来一

  直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近代文化转型无法从中找到大量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五四” 前辈们也曾发掘过庄、墨、韩及旧传统中的民间文学,然而经过几千年的意识形

  态整合,这些文化资源只是传统儒学的补充,无法适应时代的革命性要求。先辈们只能沿着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向西方寻求真理。如果说这就是激进,那也是历史的要求。

  况且,近代思潮也是在保守分子的参与下,在保守与激进的往复辩难中向前推进的。在这个

  过程的起点上,仅仅要求 “制洋器” 的洋务派与守旧者的思想论战就持续了三十余年,涉

  及很宽泛的内容。后来冯桂芬进一步主张 “采西学” ,尽管他讲“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但其 校邡庐抗议成稿之后,仍遭到亲友们的责难,不得不再

  加上一篇自序,大讲 “三代圣人之法”。 “中体西用” 之说后来固然为封建余孽所利用

  ,遭到先进人士 “安知驴之体有马之用” 的讥讽,但起初它也曾为守旧者所不容。在向西

  方先进文明学习这方面,近代仁人志士每一步都争得很苦。维新派与顽固派有争论,革命派

  与保皇派有辩难, “五四”派与东方文化派也互有诘问。 “五四” 派内部还有 “问题与

  主义” 之争, “五四” 之后也还有 “科学派” 与 “玄学派” 的论争。每一次论争,最

  后都是新派占上风,但新派并没有动用 “武器的批判” ,新派的取胜都是逻辑的胜利,是

  时代的需要。相反,窘迫的保守者倒常想动用物质手段箝制人口,如东方杂志的杜亚泉

  希望 “强有力” 者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实行 “统整”; “桐城派” 的林纾也希望有

  “伟丈夫” 实行 。当然,我们并不抹煞文化保守主义的功劳,正是由于他们的反诘,

  新派的主张才在辩难中臻于完善和成熟。陈独秀的许多思想就是在与杜亚泉的论争中明确

  其实,一个严肃的学者(即使是属于保守主义的),是不会轻易抹煞 “五四”的。连徐复

  观先生这样的现代新儒家,也认为 “五四”是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贺麟先生在47

  年出版的著作中甚至说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因为它 “破坏和扫

  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

  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一露出

  来”。 相反,现在一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出于一种偏狭的心态,不是从事文化建设

  ,而仍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其保守并不是一种文化姿态,而是基于一种政治立场,目的在

  于“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把文化意识形态化这一方面,他们正好继承了自

  如果 “五四” 的责难者也象我们这样认真对待近代史事实,就会发现, “五四” 并没有

  全盘反传统。相反,由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来就濡染其间的精神家园,它所形成的认识主体

  的 “前结构” ,使一些新派人物对来自西方的新学也存在误读现象。近代史留给我们的一

  个大包袱就是思想、学术等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列宁说 “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

  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 “五四”为中国的建

  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共在执政前一直为民主而奋斗,但后来却出现了 “文革

  ”悲剧。是什么捉弄了我们? 上面提到,它缘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本

  是中国的古老传统, “五四”由于时代的局限(具体讲是救亡的需要),并没能改变它。

  本文在讨论近代思想史问题时之所以没有采用 “文化转型” 一词,而题名为 “意识形态

  变迁” ,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

  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由于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改组的激剧变动之中,旧的意识形态

  失去了整合能力,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议论少有顾虑,不同人物都积极表达自己的心声,遂

  成了这次近代历史上中国思想界最为光辉灿烂的一章。就在这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际,由

  于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串通一气牺牲中国的利益,触发了 “五四” 学生爱国运动,民族危

  亡迫使争论文化问题的各方无法从容不迫地展开自己的思考。 “五四”后期关于社会主义

  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与国家主义的论战,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

  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与 “唯生论”、与 “力行哲学”、

  与新理学和新心学等的多次论战,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话语权(知识霸权)

  ,并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历史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鼓

  动性革命性可以最广泛地动员社会物质力量,以完成救亡急务。作为 “五四” 和近代社会

  思潮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我们在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声中建立起新社

  会时,就立即确立了新的国家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由于我们作为西方真理

  的接受者本身认识上的 “前结构”,使我们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现象。遂顺势以意

  识形态建设代替文化建设,要求舆论一律,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以致后来出现 “文革”那

  种文化专制主义的局面。以蔡元培的 “兼容并包” 主义开其端, “民主、科学”的旗帜

  如果说,过去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并不是出于某些个人的主观偏好和历史的偶然选择,而是基

  于救亡压力下不得已的民族境地。那么今天,民族生存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民族发展成为

  时代的主旋律时,如果再不从容进行文化建设,那就真的昧于时势了。 “五四” 对学术文

  化独立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启蒙,及它迫于时势而形成的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教训,是给当代

  留下的一份特别珍贵的遗产。当代知识分子要有坚持独立立场的勇气和历史使命感,而不能

  看风向、观潮头、赶时髦,不能不甘寂寞、信口开河、追求轰动效应。社会上要形成宽容的

  文化氛围,采文化多元主义,摆脱意识形态教条的干扰。我们 “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

  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而 “一定要以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展开严肃认真的

  理论思考。只要这样,就能造成既百花齐放,又不致于文化垃圾充塞、学术泡沫膨胀的生动

  民主、科学乃是当代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的追求。任重道远,让我们弘扬包括 “五四”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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